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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繼承法》，被繼承人的父母、配偶和子女，均為第一順位繼承人。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由于公民信息資料往往分布在不同部門，過往登記的紙質資料信息隨著時間，存在“斷代”甚至消亡情況，特別是登記時間更早的被繼承人父母相關信息。普通公眾往往因此陷入舉證困難，不但要面對不同資料管理部門的“臉難看、事難辦、互相推”，在不同地點、不同部門之間輾轉奔波，在塵封已久的檔案中拼湊每一位繼承人的信息，也絕非易事。遺產繼承，是每個家庭都要面對的難題，也關乎每個人的財產權益。當一個人碰到繼承難題時，其他人也會因此煩惱：如果這樣的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會怎么樣？對于普通公眾而言，應當提高法律意識，盡可能保存家庭資料，并正確看待遺囑訂立事宜；對于涉及財產登記的相關管理部門和司法機構而言，盡快完善現有機制，打破信息壁壘，簡化繼承手續，方能最終解決問題。本月，司法部廢止了已經實施20多年的《司法部、建設部關于房產登記管理中加強公證的聯合通知》，房產繼承、房產贈與等房產所有權轉移的情況已無強制公證的要求。在此之前，為了辦理繼承權公證，繼承人不得不面對各種“奇葩證明”。廣西63歲的吳先生就遇到了這樣的“證明難”。去年妻子過世后留下一套房子，房產證上只寫了妻子的名字，吳先生和女兒商量后決定把房子過戶到自己名下，在房管局被告知，“必須先申報遺產繼承權公證”。

吳先生足足跑了一個月，輾轉多個部門，至今仍沒把公證辦下來，卡在了“妻子父母的死亡證明”上。拿不出100多年前出生的祖父母、外祖父母的死亡證明，就無法將財產繼承下來，這樣的事情時常見諸報端。各種奇葩證明“跑斷腿”也辦不全“老伴走得突然，也沒準備遺囑。”吳先生告訴記者。今年5月，他去南寧房管局辦理過戶手續，被工作人員告知，“辦理房產繼承手續必須經過房屋評估、繼承公證、申請產權登記等辦理過程。凡領取《房地產權證》的房屋，房屋權屬人死亡后，其合法繼承人就可以申請辦理繼承登記。”隨后，吳先生來到南寧市桂南公證處，公證處給了他一張“申辦遺產繼承權公證應提供的材料”清單，里面羅列了9項證明，需要他一一準備好。看著清單上羅列的證明材料，吳先生“頓時頭都大了”。為了辦齊所有的材料證明，吳先生先后在居委會、街道辦事處、派出所、婚姻登記處、公證處等七八個部門間來回奔波，有的單位更是去了四五趟才蓋好章。“跑部門、拿證明”已經讓年過半百的吳先生累得夠嗆。在清單中有一項是要提供妻子父母的死亡證明，這可難倒了吳先生。吳先生的妻子是從外地嫁過來的，吳先生的岳父母也去世了，吳先生為了將證明辦下來，奔波幾百公里來到岳父母下葬的地方，給墓碑拍了照片，以便給公證處做參考。

又來到村委會開辦死亡證明，可村委會的辦事人員已經換了好幾茬了，當年熟悉情況的老人也都不在人世，出于承擔責任考慮，村委會沒人愿意為吳先生出具證明材料。而在派出所，吳先生得到了一樣的答復：由于時間久遠，根本就查不到關于吳先生岳父母的檔案，證明沒法開。“這一個月跑下來，到現在還沒把事情辦成。”吳先生苦不堪言，“不就是把老伴的房子換成配偶的名字嗎？怎么要這么多證明？”如今，類似于吳先生這樣需要辦理遺產繼承權公證的市民不在少數。據廣西壯族自治區司法廳公證管理處的數據顯示，僅2015年全區繼承案件辦證共件。公證處也不是“有意刁難”“遺產繼承是每個家庭早晚都會遇到的問題。”廣西司法廳公證管理處副處長陳曉云告訴記者，“以前很多家庭沒什么財產，即便有財產，產權也不夠明晰。但現在，每個家庭多多少少都有一定積蓄，遺產繼承就成了每個家庭早晚要面對的問題。”據陳曉云介紹，辦理繼承權公證的困難在于，有時候公證處要求出具的某些證明文件，繼承人難以提供。有許多和吳先生的情況一樣的申請人，在開證明這個環節被卡住。在一個繼承公證案件中，根據《繼承法》規定，需要界定被繼承人的繼承人范圍，但由于每一個人生活經歷迥異以及人員流動等問題，沒有一個統一的部門可以提供直接的證明。

因此，即便在一個最簡單的繼承公證中，公證申請人也至少需要提供被繼承人的死亡證明；被繼承人的遺產證明，如房產證、車輛行駛本和存款證明等；繼承人的身份證明，如身份證、戶口本等；被繼承人的親屬關系證明。對于這些林林總總的證明，公證處不是“有意刁難”，因為公證出具的結論是認定性的，如果依據公證書做出的行政行為錯了，公證處要承擔民事賠償責任。這其中最難出具的就是被繼承人父母的死亡證明，因為被繼承人父母往往在數十年前就已經過世，而目前我國對于許多民生檔案的保管年限有限，多年之前并無計算機和互聯網，紙質資料往往遺散不全，相關資料無法找尋。記者以市民身份撥打了南寧市住房保障和房產管理局的電話，工作人員表示，“如果到法院訴訟，用法院的調解書、判決書都可以直接過戶。不用提交公證書。”因為訴訟花費可能比公證少，有些當事人對遺囑沒有爭議也打繼承官司，有些案子就是一家人打“假”官司來解決。2014年龍女士的母親去世，同吳先生一樣，龍女士本想通過公證來繼承母親房產，但她沒辦法提供已故外祖父母的死亡證明，最終選擇將相關繼承人告上法庭，然后進行庭前調解，最后拿調解書過戶。但對于獨生子女來說，這一群體將面臨“訴訟無人可告，公證證明難全”的尷尬境地。

能否用“聲明”代替“證明”？房產繼承登記需要公證，依據是1991年《司法部、建設部關于房產登記管理中加強公證的聯合通知》，但這一聯合通知在2014年被最高人民法院以案例指導的形式認為無效。根據公報，《聯合通知》是政府性規范文件，不屬于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或規章的范疇，其規范內容不得與《物權法》、《繼承法》等法律法規相抵觸。盡管本月司法部正式廢止了這一通知，但是各地不動產登記部門尚未公布相關操作細則，目前，許多地方在辦理房屋繼承登記時，仍然要求申請人提供繼承權公證書。廣西大學法學院龐紅老師說，“公民應該多一些法律意識，在日常生產生活中不妨養成收集、保留證據的習慣，一旦遭遇糾紛，可以借助法律武器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為了避免遺產繼承糾紛，陳曉云也建議，“盡可能在生前訂立遺囑，并在遺囑中寫明財產的歸屬和處理方式。最好要在第三方見證的情況下，對遺囑進行公證，避免出現遺囑無效等情況。公證就是為了依法保護公證雙方的合法權利，避免日后產生糾紛和矛盾。”但是，在諱言死亡的傳統觀念之下，勸說老人訂立遺囑，子女不見得能說出口。北京市方正公證處主任王士剛也曾對媒體表示，呼吁建立法定的遺囑登記制度。對于遺產繼承權公證，業界也有不同的聲音，早在2015年的北京市“兩會”上，就有12名市政協委員聯名，認為繼承權公證“手續繁瑣、花費巨大”。

公證機構往往要求繼承人提交100多年前出生的祖父母、外祖父母的死亡證明等文件，而他們可能二三十年前就去世了，這樣的要求超出了普通百姓的能力范圍。除此之外，公證費往往為房屋價值的1%至2%， 500萬元的房子就要10萬元公證費。這些市政協委員們建議，應在財產登記和管理部門、司法機構與遺囑登記部門之間建立信息溝通渠道，查詢并認定這些專業機構所登記的遺囑，及時作出認定并辦理繼承手續。人民法院可以對接專業性調解組織，將繼承案件的訴前調解工作委托給這些組織進行調解，并對調解協議進行司法確認后男子繼承房產遭遇奇葩證明：需證明妻子父母死亡，由房產登記部門、商業銀行協助執行調解協議，簡化辦事程序。對此，也有不少法律界人士呼吁以“聲明”代替“證明”。中華遺囑庫管理委員會主任陳凱曾提議建立公告制度，“房產局認可后發一個公告或通知，如果其他人有異議就去法院訴訟，如果沒有異議，公告期過了就過戶。”到記者發稿時為止，吳先生的相關證明材料還在辦理中。他不無擔心地說：“如果我辦不下來這些證明，那老伴留下的房子以后該怎么辦？”記者 龐慧敏 本報實習生廖景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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