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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1月29日，最高法院官網發布了《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當事人申請再審指南》（簡稱《新民事再審指南》）。與上一版2023年發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申請再審指南（簡稱《舊民事再審指南》）》相比，二者均規定對“再審申請被駁回的案件”以及“再審判決、裁定”不得申請再審。但是，這一簡單的規定，并未解決實務之中長期存在的分歧問題，導致對再審的范圍和邊界認識不清。對此，筆者簡要解析如下。

一、《民事訴訟法》以及相關司法解釋對再審范圍的規定

首先，關于再審的范圍（再審的對象），《民事訴訟法（2023）》第一百九十九條規定：“當事人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認為有錯誤的，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法院申請再審”。對此，有觀點認為[1]，從字面意思來看，只要是有錯誤的判決、裁定，都可以申請再審。如果按照這種理解，所有的案件都可能進入最高法院。例如，一個簡單的基層法院審理的案件，就可能經歷四級審判，即：基層法院一審，中院二審；當事人不服二審判決的，向高院申請再審，高院再審裁定予以駁回；當事人對高院再審駁回裁定不服的（認為其有錯誤），則再去向最高院對高院的再審裁定申請再審。顯然，這種解釋應該不是立法原意，否則每個案件都去最高院審理一遍的，最高院顯然會不堪重負。但是，考慮到判決書和裁定書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實務之中就產出了分歧，即對再審裁定能否申請再審[2]。

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次全國民事再審審查工作會議紀要（2011）》第6條對此規定：“當事人對地方各級人民法院作出的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一審、二審民事判決、裁定、調解書，以及再審改變原審結果的民事判決、裁定、調解書，認為有法定再審事由，向上一級人民法院申請再審的，上一級人民法院應當受理”。據此，如果高院再審判決、裁定改變了原審結果，當事人就可以對該再審裁判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請再審。

2023年，《全國法院民事再審審查工作座談會紀要》第4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告知當事人依據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九條向人民檢察院申請檢察建議或者抗訴，不作為申請再審案件受理：（1）再審申請人在人民法院駁回其再審申請后又向人民法院申請再審的；（2）當事人認為再審判決、裁定有錯誤，向人民法院申請再審的。”

2023年，最高法院發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三百八十三條第一款規定：“當事人申請再審，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一）再審申請被駁回后再次提出申請的；（二）對再審判決、裁定提出申請的；…….”。

因此，雖然《第一次全國民事再審審查工作會議紀要（2011）》規定對某些再審判決、裁定可以再去申請再審，但從2023年開始，再審判決、裁定就不再屬于可以再審的對象。但是，問題在于：（1）對駁回再審申請的裁定，是否可以申請再審；（2）再審發回重審后的裁判是否屬于可以繼續申請再審的對象。尤其是，再審發回一審法院重審，然后當事人上訴所形成的二審裁判文書，是否屬于可以再審的對象。

二、對駁回再審申請裁定的再審問題

《民事訴訟法（2023）》第二百零九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當事人可以向人民檢察院申請檢察建議或者抗訴：（一）人民法院駁回再審申請的。因此，對再審駁回申請的裁定，法律規定不準許再審。但是，如何理解這一條卻并不容易。對此，有觀點認為[3]：就駁回當事人申請再審裁定而言，其本身不能作為上訴或再審對象，再審申請人對駁回不服的，通過申請檢察監督要求再審的對象還是原生效裁判。也就是說，駁回裁定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對與錯，上級法院駁回了一方的再審申請，并不意味著下級法院必然不會再審改判。另外，駁回裁定沒有形成力，不能作為形成新的法律關系依據；沒有執行力，不能作為執行依據；沒有證據預決力，不能視其為生效裁判認定的事實，作為另案的免證事項。駁回裁定效力主要為終結再審審查程序。

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有一定的道理，但并未真正解決這一問題。因為，在一般人心中，顯然更高一級的法院效力更高，在一般人心中是很難想象駁回再審的裁定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而且，再審駁回的裁定，顯然也存在對錯，否則再審法院就無需花費時間來審理和制作這個再審駁回裁定。而且，再審法院駁回再審裁定做出后，下級法院是不可能不認可該裁定書所認定的事實，更不可能再去做出改判的。再審駁回的裁定之所以不能再去作為再審對象，是因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正確適用<關于人民法院對民事案件發回重審和指令再審有關問題的規定>的通知》（法(2003)169號，簡稱《發回重審和指令再審有關問題的規定》）第1條規定：“各級人民法院對本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決、裁定，不論以何種方式啟動審判監督程序的，一般只能再審一次。”也就是說，法律確定了再審只能進行一次的基本原則，避免反復進行再審。再審被駁回后，這一次機會就用盡了，后續只能走其他救濟渠道，而不是因為“駁回裁定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對與錯”，或者“再審駁回裁定本身不存在既判力”。

三、對再審發回重審后的裁判文書的再審問題

《民事訴訟法（2023）》第二百零七條規定：人民法院按照審判監督程序再審的案件，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是由第一審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審程序審理，所作的判決、裁定，當事人可以上訴；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是由第二審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審程序審理，所作的判決、裁定，是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上級人民法院按照審判監督程序提審的，按照第二審程序審理，所作的判決、裁定是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從該條的字面意思似乎可以看出，發回重審的案件，如果是按照二審程序進行審理，則發回的二審的判決、裁定是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那么此時應該就可以對其繼續申請再審。

司法實踐中，對于再審發回重審后作出的生效裁判，當事人能否申請再審的問題主要有否定說和肯定說兩種觀點。否定說認為，再審發回重審后作出的生效裁判屬于再審生效裁判，當事人無權申請再審。理由是[4]：《發回重審和指令再審有關問題的規定》）第1條規定了再審僅有一次的原則。再審發回重審后作出的生效裁判，本質上仍然屬于再審判決、裁定。如果允許相關當事人繼續申請再審，將造成訴訟程序的無限循環，降低了訴訟的效率，不利于維護生效裁判的穩定性和有效配置司法資源。對此，2023年最高法院官網在《對“建議最高法院依法受理地方高院再審改判案件的申訴”問題的答復》之中也表示：法律關于“可以”的表述，是針對當事人來講，不服駁回再審申請或者再審判決，可以選擇息訴息訪，也可以申請檢察建議或者抗訴，而不能理解為既可以選擇申請檢察建議或者抗訴，也可以選擇向人民法院申訴信訪。在法律明確規定當事人民事案件申請再審路徑的前提下，最高法院依當事人申請受理高院再審改判案件的申訴于法無據。在(2023)最高法民申1667號案之中，最高人民法院認為：當事人黨德勝、劉紅莉申請再審的陜西省高級人民法院（2023）陜民二終字第00052號民事判決，系再審發回重審后、當事人上訴所形成的生效判決。該判決屬于本院再審判決。當事人認為再審判決有明顯錯誤，可以向人民檢察院申請檢察建議或者抗訴，因此對再審申請不予審查。

肯定說則正好持相反觀點，其依據是：2023年發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再審撤銷一、二審裁判發回重審的案件當事人對重審的生效裁判是否有申請再審權利的答復（（2023）最高法民他118）》指出：“再審后將案件發回重審作出的生效裁判，當事人不服的，可以根據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九條的規定申請再審。”在（2023）最高法民再440號案之中，東亞公司辯稱再審發回重審后的裁判屬于不得申請再審的再審判決、裁定。最高法院沒有認可這一抗辯，理由是：再審后發回重審已非再審審理程序的延續，發回重審案件已非再審案件，作出的裁判亦非再審裁判。

對此，筆者比較傾向于贊同否定說，理由是：首先[5]：《民訴法》第209條正式確立了“三加一”模式：當事人對一審裁判不服的，可以上訴至二審法院；經過二審裁判的，可以先向人民法院申請再審；被人民法院駁回的、逾期作出裁定或再審后仍不服的，只能向人民檢察院申請檢察監督。可見，2023年修改民訴法中，為解決有限再審、終審不終問題，是慎之又慎的，不允許無限循環的去再審。

其次，如有觀點指出的[6]：再審發回重審案件與二審發回重審案件二者在本質上有區別。除特別程序外，我國實行兩審終身制，一審程序終結是階段性的。二審審理過程中，一審判決尚未生效，雙方當事人的權利義務關系尚未確定。二審發回后，則重新進入一審程序。此時，法院作出的判決尚未生效，當事人的權利義務還處于未定狀態，可以完全按照新的一審程序來處理；而再審發回重審，再審案件已經有了一個生效判決存在，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可能因為該生效判決得到確認，而且有可能已經執行完畢。此外，二審發回重審除非涉及先予執行，否則基本不涉及執行回轉的問題，而無論是再審還是再審發回重審案件都有可能引發執行回轉問題。最后，再審發回重審后的程序應當定位為糾錯程序，是再審程序的延續，既然是針對的是原審中的錯誤，應當改變傳統“全部推倒，重新開始”的作法，適用與二審發回重審后程序不完全相同的規則。

四、結論

綜上，筆者認為，基于我國民事訴訟再審制度“三加一”的特色，以及再審只進行一次的原則，對法院駁回再審申請的裁定本身不應準許再去申請再審。對于再審發回后形成的重審生效判決，筆者認為其也不應該成為繼續再審的對象。否則，再審程序將無限制的循環下去。而且，再審本質上只是一個糾錯程序，再審發回后采取“全部推倒，重新開始”的做法實質上造成了司法資源的浪費，并不值得提倡。目前來看，最高法院《新民事再審指南》也沒有解決這一問題，對哪些再審裁判能繼續再審的問題，可能還會存在爭議。因此，筆者建議，最高法院可以出臺相關司法解釋，對再審發回后的生效裁判是否可以繼續申請再審做進一步的明確，以統一司法認識，消除司法實踐之中相互沖突的做法。